围城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本，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幸。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九八年病逝于北京。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重印前记
　　序
　　围城
　　附录
　　记钱钟书与《围城》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

　　一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满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他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火，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小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直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悉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们，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险，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打第一圈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地拉皮带道：“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哪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儿全忘了——吓！死讨厌！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
　　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她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拄池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他道：“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波！波！”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苏小姐慌得忪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母亲忙使劲拉他，嚷着要打他嘴巴，一面叹气道：“他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么！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没一个不赌得错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
　　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方先生倒不赌。”
　　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当然分不出工夫来。人家终身大事，比赌钱要紧得多呢。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换到三等舱来受罪。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到香港，就会订婚。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苏小姐听了，心里直刺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那绝不可能！鲍小姐有未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
　　孙太太道：“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么？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　中头奖，赌钱准赢，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慰。孙先生告诉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鲍小姐那位未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假如他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苏小姐道：“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妇学生，打扮也够丢人——”
　　那小孩子忽然向她们背后伸了双手，大笑大跳。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巾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话这是最合理的妆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鲍小姐走来了，招呼她们俩说：“你们起得真早呀，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令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睡得像木头。”鲍小姐本想说“睡重像猪”，一转念想说“像死人”，终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好忙解释一句道：“这船走着真像个摇篮，人给它摆得迷迷糊糊只想睡。”
　　“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苏小姐说。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学生为苏小姐起的个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
　　苏小姐跟鲍小姐同舱，睡的是下铺，比鲍小姐方便得多，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可是这几天她嫌恶着鲍小姐，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打鼾太响，闹得自己睡不熟，翻身太重，上铺像要塌上来。给鲍小组打了一下，她便说：“孙太太，你评评理。叫她‘小宝贝’，还要挨打！睡得着就是福气。我知道你爱睡，所以从来不不响，免重吵醒你。你跟我廛怕发胖，可是你在般上这样爱睡，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