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

　　《亲爱的安德烈》是两岸三地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最为看重的著作！
　　《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野火集》后“龙旋风”再度发力！

　　《亲爱的安德烈》为读者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两代人沟通交流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和方法。收入此书的的三十多封书信，感动了无数被“亲子”之间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读者。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龙应台，生于台湾高雄县。1986年出版《野火集》，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轰动台湾，当月再版二十四次，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
　　1999年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来，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访问教授。《南方人物周刊》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龙应台著作共二十余种，2007年12月出版的《亲爱的安德烈》等图书，在台北、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均列畅销书榜首。

《亲爱的安德烈》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龙应台
连结的“份”/安德烈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
第2封信 为谁加油？
第3封信 逃避国家
第4封信 年轻却不清狂
第5封信 对玫瑰花的反抗
第6封信 一切都是小小的
第7封信 有没有时间革命？
第8封信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第9封信 两种道德
第10封信 烦恼十九
第11封信 阳光照亮你的路
第12封信 让豪宅里起战争
第13封信 向左走，向右走
第14封信 秘密的、私己的美学
第15封信 菩提本非树
第16封信 藏在心中的小镇
第17封信 你是哪国人？
第18封信 哪里是香格里拉？
第19封信 问题意识
第20封信 在一个没有咖啡的城市里
第21封信 文化，因为逗留
第22封信 大学生哪里去了？
第23封信 下午茶式的教养
第24封信 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第25封信 孩子，你喝哪瓶奶？
第26封信 二十一岁的世界观
第27封信 给河马刷牙
第28封信 第二颗眼泪
第29封信 KITSCH
第30封信 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第31封信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
第32封信 人和诘问
第33封信 你知道什么叫二十一岁
第34封信 独立宣言
第35封信 伟大的鲍布·迪伦和他妈

　　连结的“份”
　　亲爱的MM：
　　我们的书要出版了——不可思议吧？那个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爱听鬼故事又怕鬼、怕闪电又不肯睡觉的小孩，一转眼变成一个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沟通对话的成人，尽管我们写的东西也许有意思，也许没有意思。
　　你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吗？
　　三年前，我是那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十八岁青年，自以为很有见解，自以为这个世界可以被我的见解改变。三年前，你是那个跟孩子分开了几年而愈来愈焦虑的母亲。孩子一直长大，年龄、文化和两地分隔的距离，使你强烈地感觉到“不认识”自己进入成年的儿子。我们共同找出来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透过写信，而这些信，虽说是为了要处理你的焦虑的，一旦开始，也就好像“猛兽出闸”，我们之间的异议和情绪，也都被释放出来，浮上了表面。
　　这三年对话，过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电话、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很多个深夜凌晨的在线对谈、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整个结果，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你老是哕唆我的文字风格不够讲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补充一点细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写得比你好！
　　现在三年回头，我有一个发现。
　　写了三年以后，你的目的还是和开始时完全一样——为了了解你的成人儿子，但是我，随着时间，却变了。我是逐渐、逐渐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写这些信的，而且，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
　　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只是继续过日子，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痒的问候：吃了吗一嗯，功课做了吗——嗯，没和弟弟吵架吧——没，不缺钱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头看，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
　　在这里，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个“份”一一不是出书，而是，和你有了连结的“份”。
　　爱你的Andlie
　　2007.9.26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
　 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遛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肘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湾。你或许惊讶，说，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爆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